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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其实要分成多方面来看。
首先，究竟是维权难，还是很多人并没有走上维权这条路？
或者说，其实大家误以为有些行为是在维权，但其实并没有起到维权这个效果。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，法律维权都是最有效的途径。很多人觉得，打个投诉电话，上访，跟对方简单的争吵或者谈判就是维权，最终可能连信访局的门都没进去，打个投诉电话就觉得高枕无忧，静候佳音，到最后一无所获又觉得维权没用。这时候就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真正把维权这件事放在心上了。维权本来就不是一两句话，或者打几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，如果维权真的这么容易，那么消费者协会、劳动仲裁、媒体、公检法、律所等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维权的途径有很多，真正造成维权难的是没有选择一条正确的维权道路。
其次，是不是所有的侵权都会引起舆论？
我们很容易发现，往往引起舆论的都是“大”事件，换言之，就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事件。有时候是被侵权人具有社会影响力，比如明星；有时候是侵权方是比较大的企业，比如最近的奔驰事件；再有就是情节比较严重，比如之前引起热议的保姆纵火案等等。不难发现这些案件都有值得被公众讨论的点，媒体工作者也是要吃饭的，他们需要曝光的是能够引起热议新闻类事件，像是我们平时接到的关于拆迁补偿不合理的案件，媒体是几乎不会报道的，即便是真的曝光出来，又有多少人会关注呢？最终不仅对案件毫无帮助，还浪费了媒体的资源。所以说，依靠舆论维权，真的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，也一定不是最佳的维权途径。我们不否认有些情况下，依靠社会舆论维权，会给一些企业或者部门造成压力，他们可能会为了维护形象尽快解决问题，但这种情况又有多少呢？更多的是一无所获又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期限。媒体有媒体的职能，法律有法律的职能，只有各司其职，才能井然有序。
最后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社会舆论对于司法公正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？
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社会舆论一定会影响法官的专业判断，这就对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公正要求极高。社会舆论一定会形成一个正确的导向吗？答案一定是否定的。因为社会舆论的倾向往往是人情而不是法制，简言之，是不是帮杀人犯辩护的律师就没有职业道德？是不是不给杀人犯判死刑的法官就不公平公正？不光被侵权者有人权，侵权者同样有，如果维权是否成功仅仅靠的是社会舆论人情导向，那么依法治国才会真正沦为一纸空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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